青年編輯的政治素養包括對國家大政方針、政治局勢、經濟形勢的認知，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認識，以及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的建立。在此基礎上形成我們作為一個編輯對待世界、人物、事件的態度，落實到書稿里，所以說政治素養是最重要的，是綜合素養里的核心。

一個編輯如果分不清政治是非，就有可能出大問題。作為編輯，政治素養既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能力。并不是喊空洞的口號、搞蒼白的表態、做無用的虛功就是政治素養高，而是要扎扎實實地把政治意識落實在選題和書稿里。沒有脫離事業的政治，也沒有脫離政治的事業。一本書如果在文字上出了一些問題，尚可補救，而一旦在政治上出了問題，對黨和國家的危害是巨大的，對一個出版社來說，有可能是滅頂之災。因此我們說編輯無小事，事事連政治。時刻繃緊政治之弦，把講政治擺在首位，就不會背離宗旨、走偏走邪，人生就不會迷失方向。

正因為政治素養如此重要，所以我把我與書同關于政治素養的對話記錄下來，希望能給更多青年編輯一點啟發。

記者：現在都要對出版社進行社會效益考核，您怎么看？

黃書元：社會效益是圖書出版發行后產生的價值和影響。如果我們出的書產生了不良影響或價值不大，我們為什么勞力費神去出它？從出版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出臺的所有制度都是為了我們出好書。社會效益考核就是對我們出的好書給予獎勵、壞書給予懲罰。希望我們把書做得更好、產生的社會效益更佳，這不正常嗎？

出版社在討論選題時，就應把這個問題放在首位，不能等人家來考核時才想到社會效益問題。

記者：我們已經轉制為企業，已經上市了，應該重點考核的是經濟效益吧？

黃書元：轉企上市是為了把出版事業做得更強更大。但我們出版業對于社會和國家而言，是經濟細胞，更是政治細胞，也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國家政治發展的一個支撐點，就其作用而言，社會效益遠遠大于經濟效益，如果僅僅考慮經濟效益，我們出版行業再賺錢也比不上“三桶油”或房地產業，而國家以優惠政策鼓勵支持我們轉企上市，就是希望我們以高水平推進出版事業高質量發展。因為出版本身所承載的內容太重要了，出版是影響力經濟，它不是圖書銷售產生的經濟影響力，而是圖書內容通過讀者閱讀創造出來的社會影響力，所以要考核我們的社會效益，而不是考核經濟效益。這些年，有些同志認為我們出版業轉企改制，就片面地理解為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為重視經濟就可以忽視政治，造成政治上的偏移、模糊、糊涂甚至動搖，這是要特別警惕的。我們出版工作者只有養成“計利當計天下利”的胸襟，才不會有抱怨，不會感覺到吃虧。

記者：我們是專業出版社，是不是多做一些主題出版類圖書才算社會效益好。

黃書元：從近幾年有關管理部門發布的主題出版書目看，教育、科技、古籍、農業等專業出版社都有書目上榜，所以說專業出版社也能做好主題出版。

我國所有的出版社從一出生就被定性為專業出版社，這當然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今天管理部門也不再特別強調要按專業方向出書了，全國很多出版社早已打破了專業分工，但由于我們從一創立就按專業分工，所以專業設置、人才積累、作者隊伍和圖書發行方向等往往都與專業有關，也成了我們各自的強項。因此不必一說考核社會效益就都去抓主題出版，本專業也可以出主題出版類精品圖書，也可以產生很好的社會效益。

記者：您認為做出版，對青年編輯而言，什么最重要？

黃書元：綜合素養。對青年人而言，打下一個深廣的知識基礎最重要。要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知識架構，在這個知識體系里，有一門自己的專業，要拔尖，再加上圍繞這個專業的一些外圍知識，形成一個金字塔。

決定一個編輯能達到的高度當然是綜合素養，這就像金字塔的底部，而在綜合素養里，政治素養則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是塔尖，代表編輯的思想高度。衡量編輯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他懂不懂政治，只有懂政治才擔當得起重大責任。編輯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記者：您覺得什么樣的編輯有可能會出問題？

黃書元：有三類人容易出問題：一是意識有問題，對現實不滿的人。這種人很少，但也不排除編輯隊伍里會有這種人，如果發現，就直接清理出編輯隊伍。二是糊涂，分不清是非，缺乏政治敏感的人?，F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社會全面開放，國內國外各種思想、各種思潮、各種觀點，甚至各種奇談怪論眾說紛紜、泥沙俱下，“亂花漸欲迷人眼”，這些往往都反映在我們收到的書稿里。特別是看到一部有可能賺錢的書稿，更有可能讓這類人失去辨別是非的能力，一葉障目，為利所害。三是無知的人。無知者無畏，因為無知，所以對書稿的問題熟視無睹，見到問題也不知道是問題，或者對問題不知道應該怎么處理。

編輯面對當下的復雜環境和五花八門的書稿，保持理論上的清醒、增強政治上的定力是非常關鍵的。理論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定力不可能憑空而來，這就要看理論素養和政治素養，無數事實證明，對編輯來說，只有理論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論上堅定，才能有政治上堅定。

記者：編輯的政治素養體現在哪里？能不能舉例說說？

黃書元：一般來說，編輯不外乎策劃選題、加工書稿這兩大中心工作。我一直認為策劃選題是藝術，而論證選題是技術。從出版社選題把關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把好選題論證這一關。在當今，選題論證只要你做足了功夫，搞清一個選題有沒有問題并不難。以前有可能因不了解作者情況而出問題，現在要了解一個作者的情況并不難，比如一個作者總是罵罵咧咧、怨天尤地，他的書稿多半會出問題，只要看作者的微博、微信朋友圈轉發的是哪類文章和信息，或是上網查查他已經發表的文章，多半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對這樣的作者提供的書稿就要小心、特別注意。因此，在選題論證時，責任編輯最好提供作者這些相關情況，以確保對選題的充分討論而不出問題。

政治素養還體現在對書稿加工過程的把關。有些書出了問題，看上去三審都有簽名，但實際上是每一審都沒有把好關，最關鍵的是責任編輯沒有把好關。因為責任編輯應該一字字、一行行地認真審讀，但有可能責任編輯沒有認真看書稿。當然最可怕的是認認真真地看了書稿，卻沒有看出書稿中的問題。我曾經約過一位著名作者的一部書稿，拿回來一看，有政治問題，而且刪除不盡，只好十萬分歉意地退回給了作者，作者表示理解，但一轉身他給了另一家出版社，結果那家出版社將其出版后被停業整頓。我估計后面那家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是看作者名頭太大，以為不會出問題，結果就出了大問題。政治往往就體現在細節里。

記者：說了這么多，那么青年編輯該如何提高政治素養？

黃書元：理想的要求就是編輯要成為雜家，就像我前面說的，最好盡可能地擴大知識面，構建一個自己的知識架構、知識體系。

陸游曾說，“氣不素養，臨事惶遽”，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在平時就要養成好的習慣、好的素養，避免一遇到事情就不知所措、惶恐不安。對編輯而言，只有提高了政治素養，對一些政治觀點和思潮一目了然，才可能在遇到問題時，云淡風輕，輕松處理。

這就要求我們活到老、學到老。編輯這項工作是學無止境的，因為你接到的書稿都是專家學者研究的成果，要搞清楚里面有沒有問題，你首先要有自己的判斷標準，在審讀書稿時才能作出判斷，否則就可能熟視無睹、充耳不聞。書稿涉及面非常廣，有很多問題，你沒有一定的知識積累絕對發現不了。比如，我們有一本經濟學方面的書稿，責任編輯認為很有學術含量，但是審讀人員發現這本書稿框架和觀點都是套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觀點，用西方的價值觀來分析我們的經濟當然會覺得一無是處，得出了很多荒謬的結論。這就是個立場、觀點問題，責任編輯看不出問題就是學術修養和政治素養還未達到那個水準。

因此編輯要盡可能擴大自己的涉獵面，掌握辯證思維方法，用發展、聯系、辯證的觀點分析問題。政治的堅定源于理論的清醒，理論的清醒源于學習的深入，只有理論上的清醒才能保證政治上的堅定。當然學習不僅僅是學政治類圖書，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同樣有提高思想覺悟、道德修養方面的內容。鑒古知今，很多事古代早就發生過，我們的祖先早就有智慧地處理好了，有豐富的經驗，或者記下了當時沒處理好的教訓，拿來用就可以了。

只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練就一雙政治慧眼，逐步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果沒有較高的理論素養，就很難有政治上的敏銳性和鑒別力，就難以通過事物的表面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難以把握事物的內部聯系和客觀規律，就有可能迷失政治方向，在政治問題和原則是非面前缺乏辨別力，以至模糊、動搖，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記者：我從幼兒園一直到出版社，學了20多年，您剛才說到理論聯系實踐，但一到實踐我就感到與所學的聯系不上，怎么辦？

黃書元：我們向來把讀書視為積累知識、增長學問的有效途徑，但讀書的作用不僅在于占有知識，還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只有把知識轉化為智慧，才能在實踐中發揮作用，才能顯示知識的力量。從學校畢業后，只有經過實踐的歷練，才能使所學的知識逐步為我所用，這就叫實踐出真知?！爸咝兄?，行者知之成?！惫湃藦娬{要知行合一，實踐會增長經驗和智慧。善于用理論分析問題，用理論成果武裝頭腦，才能最終體現在行動上，落實在工作上。

比如說，平時我們在政治學習時就要留心，我們黨和國家對一些重大方針政策的重要提法包括它的演變過程，而在審讀書稿時就要依據最新出臺的提法來改稿。有些作者在寫作的時候是在黨的十八大期間寫的，但到了黨的十九大以后才把書稿送到出版社，很多提法都已經改變了，那么我們就要去查新的文件看是怎么提的，不然就有可能出問題。對一些新的政治名詞我們要基本掌握，如“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四個全面”，還有“四大考驗”“四種危險”等，這些政治名詞很多，你必須大體明白它的含義，至少要知道去哪里能查到這些名詞。又比如“四個自信”現在提得很多，但在黨的十八大報告里提出來的是“三個自信”，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里首次明確提出要堅持“四個自信”。如果書稿里寫到在十八大以前就說“四個自信”，你沒改過來，那就是差錯。這種細微差別，就體現在我們日積月累的功夫里。

我們要求編輯對一些重要的政治類書稿，涉及人物、時間、地點、事件、重要引言等都必須核對原文，找到原始出處。二手資料、網上資料一律不用，因為不一定靠得住，有可能出差錯。

記者：但我還是有點本領恐慌，怕做不好。

黃書元：不用恐慌。在實踐中多學習，一是跟在老編輯后面，拜他們為師，遇事多請教。對遇到的疑難問題，一定要多問多請教，學問學問，一邊學一邊問，才能增長學問。二是青年編輯之間、同事之間也可以多交流、探討，深入討論，相互促進，加深理解和記憶。三是還可以向作者請教、與作者共同探討，因為他們都可能是某方面的專家，經驗豐富，可以輕松處理對你而言的疑難問題或者棘手問題。

總而言之，編輯工作責任重于泰山。只要我們以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兢兢業業地做好各項工作，做到敬業守責、盡心盡力、堅持底線思維，就不會出大問題。我經常說，出版做老了，膽子做小了。因為我知道稍一疏忽就有可能出大問題，所以一直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來做出版。古人說“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是有道理的。無論做什么書都一絲不茍、嚴謹細致、精益求精。于細微之處見精神，在細節之間顯水平，這就是我們編輯出版工作者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印度詩人泰戈爾曾說過：“花朵的事業是美麗的，果實的事業是珍貴的，但我愿做一片綠葉，綠葉的事業是默默地垂著綠蔭的?！本庉嬍浅霭嫔绲暮诵?，但只是呵護精神產品的“綠葉”。作者要“開花結果”，離不開編輯出版人員這些“綠葉”的辛勤努力。

希望每個編輯都能在學習實踐中逐步進入“從心所欲不愈矩”的自由王國。

對談嘉賓

黃書元 安徽舒城人，1956年10月出生。黃書元從事出版工作近40年，歷任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社長、社長，安徽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安徽省出版總社副社長，人民出版社社長、黨委書記。黃書元是全國政協第十一、十二屆委員。由于在出版領域的突出貢獻，他多次榮獲全國新聞出版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入選中宣部首批“四個一批”人才，被評為“全國百佳新聞出版工作者”，獲得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2009年、2012年兩次被中組部、人力資源部、國家公務員局記“三等功”；2011年被評為全國出版系統先進個人(全國勞動模范)；2014年11月榮獲第十二屆韜奮出版獎；2015年當選為中國十大出版人物；2017年榮獲中國版權卓越成就者獎；2019年榮獲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網）